湖南實施反家暴法辦法四周年

受害者更懂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2021年，湖南金州（湘潭）律師事務所代理了一起離婚案件。

女方因不能忍受男方家暴而提出離婚，而僅僅因女方提出離婚，男方錄制多個打罵孩子的視頻發給女方，并揚言如果女方堅持離婚就要傷害孩子。

律師一方面向婦聯反映情況，一方面向公安機關報案說明事件嚴重性。公安機關立即傳喚男方，此案在警方介入后，男方真誠悔過，雙方調解離婚，女方也爭取到了孩子的撫養權。

“公安、法院、婦聯聯動參與處置，律師接受委托后三天內，孩子就回到母親身邊并完成調解離婚全部手續，這個案件充分體現了《反家暴法》和湖南省實施《反家暴法》辦法的適用效果。在此之前，這類案件可能只能等待并經歷漫長的訴訟程序，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方和孩子可能長時間生活在恐懼和暴力威脅之下。”

省人大代表，湘潭市律師協會會長，湖南金州（湘潭）律師事務所律師王瑩說。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暴力是家庭之痛、社會之患、文明之殤。2019年7月1日，《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正式實施，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

實施四周年，這部廣受關注的法規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制圖/彭團

今年5月，受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委托，湖南省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開展了“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障弱勢群體合法權益”調研。

調研報告指出，我省家庭暴力呈現高危性、隱蔽性、多樣性特征，總體呈現下降趨勢。

王瑩及其律師團隊一直從事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公益法律服務工作。工作中，她會收到一些婦女關于家庭暴力的法律咨詢。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簡稱《反家暴法》）和《實施辦法》實施之前，對于類似咨詢，王瑩說，律師也很難找到好的解決路徑，特別是家暴發生初期、受傷程度尚未達到輕傷情況下，公安機關一般以是家庭糾紛為由不立案，民事訴訟程序又較為繁瑣和漫長，只能告知當事人盡快離婚以保護自己，甚至很多時候遭受家庭暴力的一方要犧牲一部分財產利益換取順利離婚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實施辦法》實施以后，反家暴法規定的強制報告、家暴告誡書、人身安全保護令等重要制度有了更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推動，還對反家暴責任機關和具體職責進行了界定。

“現在我們可以告知申請人身保護令、報警并要求公安機關出具‘家庭暴力告誡書’等。”王瑩欣慰地說。

被鐵錘砸、被白酒瓶敲……這觸目驚心的一幕發生在長沙一個普通的家庭，受害人是施暴者的妻子羅某和親生女兒婷婷。

“除了提供心理疏導、就業機會、法律援助外，考慮到被告人酒后家暴的行為嚴重危害妻女的身心健康，影響家庭和諧，我們認為需要進一步做好受害者保護工作。”承辦檢察官根據《反家暴法》和《實施辦法》，向開福區婦聯制發檢察建議書，建議區婦聯為被害人向區法院代為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開福區婦聯積極落實了該項建議。

這也是《實施辦法》實施后，湖南檢察機關首次支持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

《反家暴法》和《實施辦法》實施以來，湖南省不斷落實強制報告制度，持續運用告誡、人身保護令等手段，加強對受暴者的庇護和救助，為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提供有力支撐。

據關于湖南省預防與制止家庭暴力保障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調研報告顯示，《反家暴法》實施以來，我省法院共收到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1704件，作出保護令1041件。家庭暴力告誡書發放率逐年增長，2022年達到20%。

根據對家庭暴力案件的回訪數據，大部分當事人在進行咨詢和求助后問題得到了解決，67.24%的施暴者停止了家庭暴力行為，仍處于持續狀態的家庭暴力僅占2.30%，其余的采取分居或離婚的方式暫時遠離了暴力環境。

“家庭暴力以肢體暴力為主，還有冷暴力、經濟暴力等，被施暴者以家庭婦女為主，也有男性、兒童、老人等。”

省人大代表譚照是湘潭縣婚姻家庭糾紛調解委員會調解員，湖南心語林咨詢中心主任。每年她會調解上百例婚姻家庭糾紛，遇到家暴的案例，她會義正言辭地告訴施暴者哪些行為觸犯了反家暴法和實施辦法。

談及辦法實施后帶來的變化，譚照最明顯的感受是，加強了弱者的維權意識，“以前不少受害者面對家暴覺得維權太難了，只能默默忍受，但是現在‘腰桿子’硬了，更多的受害者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像譚照所在的縣級婚姻家庭調解委員會，湖南的覆蓋率已達100%。此外，湖南基層派出所100%設立反家庭暴力投訴點，市、縣兩級法院100%建立反家庭暴力合議庭，市、縣100%建立家庭暴力傷情鑒定中心和家庭暴力庇護救助中心，基本形成預防、調解、救助、處理家庭暴力的全鏈條的專門保護機構。

湖南省創新新時代反家庭暴力工作模式，構建“政府主導、婦聯協調、部門聯動、社會參與”的社會化反家庭暴力工作格局。

在加強法治保障方面，建立了“1+N”的制度體系，相關職能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建立共同推動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工作合作機制的通知》《關于建立對困難婦女兒童司法救助工作協作機制的實施意見》等文件，為反家庭暴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在防范化解方面，基本形成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周期”預防機制。

調研報告顯示，四年來，《實施辦法》在預防和制止家暴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發現難、舉證難、執行難。

以發現難為例，家庭暴力案件多數發生在家庭內部，遭受家庭暴力后，有的受害人法治意識淡薄，不會運用法律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有的還是會把家庭暴力當成“家庭內部矛盾”，認為家丑不外揚；有的為維護家庭穩定選擇隱忍，不惜犧牲自己的合法權益。

舉證難在現實中同樣存在。由于家庭暴力的隱蔽性，導致證據的采集較為困難。毆打等家庭暴力尚可以通過傷情鑒定、出警記錄等來證明，但精神控制等家庭暴力卻很難進行證據采集。

另外，受害人缺乏取證意識，在遭受家庭暴力的時候未能及時取證，或者雖開具了相關傷情報告，卻無法證明傷情是施暴人所致，執法部門、法院難以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實際工作中，言詞證據占到證據總量的67%，實物證據占33%，但言詞證據具有不穩定性，無形中增加了偵查取證的難度。

“執行方面，也有碰到過不少難處。”調解員譚照遇到過一起案例，人身安全保護裁定“責令加害人遷出受害人住所”，但現實是，在被申請者與申請人僅有一個共同住處的情形下，執行不易實現。

此外，調研報告顯示，人身安全保護令由法院執行，公安機關、村委會、居委會協助執行，但這幾個主體之間各自的職責以及如何協助均不明確，部門間相互配合效果不佳。

“違反人身保護令制度會有什么懲處措施？”在實踐中，不少受害者提出了疑問，目前對于違反人身保護令制度還沒有明確的追責程序及定罪量刑標準，有專家建議，相關部門要盡快出臺實施細則，提高《實施辦法》在裁判文書和相關執法活動中引用率和適用率。

為全面預防家暴行為，相關專業人士建議開展學校等機構從業查詢，嚴格落實強制報告制度，并進一步完善政府部門與社區、婦聯等的聯動機制，建立健全事中救助機制，充分發揮司法及時介入對制止和預防家庭暴力的作用。

“醫療機構的病歷錄入系統應當設置一鍵報警，及時介入減少對受害者的傷害。”王瑩建議，加強數字賦能，讓人身保護令、強制報告等制度實施更簡單便捷，同時要持續加強法律宣傳，通過以案釋法、表彰先進典型等方式，深化反家庭暴力法治宣傳，讓全社會知法懂法用法，營造建設和美家庭、反對家庭暴力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