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消費者過度維權確實存有滑向敲詐勒索的可能，但可以當作民事糾紛處理的案件，沒必要也不應該升格為攪動人心的刑事案件

　　近日一起“敲詐勒索”案的改判，牽動人心。7年前，郭某因女兒攝入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維權，最終卻以敲詐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拒不認罪，服刑期間也未獲減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日前以原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改判郭某無罪。

　　許多人認可這一改判，不只是對一個父親維護“結石寶寶”權益的樸素同情，更是因為通過司法裁判，將會給消費者主張權利傳遞信心，有助于營造更優化的法治環境。因維護消費權益而被判敲詐勒索罪的，郭某并非第一人。幾乎所有同類案件都有一個大體近似的核心情節：當事人以“威脅向媒體曝光”的方式，向生產廠家索要高額乃至天價賠償，結果反而面臨敲詐勒索的指控。不僅受害者本人很難意識到依法維權的邊界在哪里，旁觀者也搞不清。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公民維護消費權益的積極性。

　　消費者的疑竇不無道理。在司法實踐中，消費維權與敲詐勒索之間的“明暗交界線”一直存在，以致同案異判的情況并不鮮見。盡管生產商、銷售者、服務者過錯在先，但由于現實中維權渠道不通暢，原本受害的消費者也可能采取一些不適當的手段，而看上去“漫天要價”的行為似乎也印證了敲詐勒索的動機存在。正因如此，有時候法院傾向于適用敲詐勒索罪來遏止這種過度維權行為。

　　盡管消費者過度維權導致敲詐勒索在法律上是可能成立的，但我們也應設身處地考慮消費者所處的困難境地：現實中，消費者能獲得的司法救濟有限，目前最給力的外援還是輿論監督，以至于一年一度的“3·15晚會”成為消費者的“盛宴”；而當一些消費者走投無路以“向媒體爆料”相要挾來索賠，有可能被認定為敲詐勒索時，這將大大壓縮消費維權的議價空間，同時降低對不法廠商的震懾力度。

　　這樣說當然不是鼓勵消費者走上極端化維權之路，只是說，立足于消費者總體弱勢的大背景，讓維權者的底氣足一點，總體上講不是壞事。不能簡單粗疏地認定天價索賠就是敲詐勒索，而是要有充分的耐心，聽得到維權索賠后面真實的心聲。反過來說，消費者和商家的強勢與弱勢，也非絕對。如果消費者通過要挾索要天價賠償的風氣被助長起來，廠商也會處于弱勢一方，不勝其擾甚至產生難以承受的巨大損失，這不僅會導致經濟生活失序，也無益于消費環境的整體改善。歸根結底，無論誰道理在握，都不能濫用權利。

　　“法律的生命從來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消費者維權過度，大多是生命權或健康權受到了威脅，這往往很難確定一個合理的賠償價格。更何況，對于超過當前社會一般公眾普遍認知太多、顯然不合理的賠償要求，法院可以不予支持。因此，對這樣的民事維權行為，應該保持刑法的謙抑原則，不應輕易跨過刑、民的邊界。正如廣東省高院再審意見中指出的：本案尚不能認定郭某的行為性質超出民事糾紛的范疇。這意味著，盡管消費者過度維權確實存有滑向敲詐勒索的可能，但可以當作民事糾紛處理的案件，沒必要也不應該升格為攪動人心的刑事案件。

　　法治的美德，在于分寸感。只有堅持違法必究與防止矯枉過正并舉，才能讓司法判決擲地有聲、定分止爭，才能在法理、情理、倫理的統一中守護公序良俗、實現社會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