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十點,我們來到了漆河鎮黃婆店村。在村干部的帶領下,我們趕往第一個農戶劉東海家。走近劉家,遠遠看到一棟四封三間的平房墻面貼著瓷磚,安著鋁合金門窗;屋前禾場里堆著一些剛砍伐的杉樹。我正納悶,這就是今天我們要支助的貧困戶嗎?
走進劉家,沒等主人開口,我朝屋里一看,心里頓時涼了半截:外表光鮮的房子,內墻卻是黑的,屋里堪稱家徒四壁,幾乎看不到家具。60多歲的劉家夫婦告訴我們,8年前的連續兩次腦溢血住院,不僅花盡了家里的積蓄,還落下了半身不遂的病根,喪失了勞動能力。因此,劉東海在交談中不時地責罵自己“我這病好又不得好,死又不得不死,真把兩個兒子拉累了”。現實也正如他所說,大兒子夫婦長年在外打工,卻還沒有住房,屋前的木材就是他準備建房的。可是材料有了,卻批不到屋場。小兒子也在外打工,由于家庭有拉累,38歲了還沒有成家。而中風偏癱的劉東海雖然幾年沒有住院了,卻常年不能停藥。所以,每年都要花一兩千元錢的門診藥費,這對于喪失勞動能力沒有經濟來源的他實在不是筆小開支。
我們心情沉重地從劉家走出來,去走訪另一個貧困戶劉志清。
來到劉志清老人家,眼前那一坪子長得見不到路并正往臺階上爬的草,那破爛的房子,我的心不禁一沉,似乎感覺到這是一家沒有了生氣,沒有了精神支柱的農家,也已經預感到了問題的嚴重。
邁入劉志清家的大門,一股難聞的氣味撲鼻而來。劉支書先喊了兩聲,沒有人應答。我們便走進房間,見劉志清老人正半躺在床上。我們大聲與他問了幾句,全都答非所問。劉支書便在旁邊給我們解說:82歲的劉志清已經癱瘓在床多年,本來有兒有媳有孫,幾年前媳婦死了,孫也死了,現在只有他與60歲的兒子一起生活。估計兒子下地去了,我們又不能與老人交流,我便干脆把裝有慰問金的信封遞到老人手里。老人拿著信封一個勁地摩挲,嘴里一個勁地問“這是么得?”卻不知道打開信封。我擔心老人犯糊涂,就從信封里抽出慰問金再次交到老人的手里。看到錢,老人卻一個勁地說“這要不得,這要不得。”從老從家出來的時候,我邊走邊打量屋里的一切:老人的床前地上放著大大小小五六個木水桶塑料盆,對應著屋頂一處處脫節的瓦縫和幾個大窟窿。那是一棟五封四間的老屋,那口高大的棺材,還有那座碩大的糧倉,都向我們昭示著劉家過去曾經的輝煌,可是現在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一切都已經風光不再。走出劉志清老人的家,我們一個個無語。心卻象掉進了五味瓶。
在隨后走訪了一個農產品流通的農戶后,我們來到了鄉村醫生鐘昌輝家。眼前漂亮的樓房、病床、藥架讓我眼睛一亮,抑郁的心也為之輕松許多。在座談中了解到,62歲鐘醫生縣壺濟世40多年,擔負著全村1500多人的醫療衛生保健任務。每年雖然只享受政府2000來元的補助,卻對治病防疫從來沒有馬虎過。他雖然技術好,收入也不錯,但兩個兒子兒媳卻都在城里就了業安了家,一個也不繼承他的衣缽。聽到這些,我心里不免又生出一些憂慮。
走出一個個農家,走在返回的路上,我們的心情就象今天的天氣一樣,變得陰云籠罩,根本敞亮不起來,愉悅不起來。大家一個個表情嚴肅,心情糾結,話題都集中在調研發現的問題上。我一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門外漢,卻出于職業的敏感,對所見的民生問題引發了深思,并不時與大家交換意見。
——對像劉一樣的腦溢血、腦血栓導致偏癱,喪失勞動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病人,是否應該考慮在新農合中解決一定額度的特殊門診藥費,以緩解平時用藥的經費困難?
——對像劉志清父子那樣的失獨家庭,如何解決老有所養,國家有農村低保、農村五保和失獨無后家庭的計育關懷等諸多政策,怎樣才能讓最最貧困的群眾沐浴政策的陽光,安享晚年?
——對像鐘昌輝那樣,由上世紀70年代赤腳醫生演變來的鄉村醫生群體正日益老化,后繼乏人,誰來挑起未來基層公共衛生的重擔,誰來服務最廣大農村的健康?
……
這每一個問題都凸顯著社會這只大木桶的一塊塊短板,反映著公民幸福指數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小康社會的全面實現。想到這些,作為一名人大代表,我倍感肩上的責任重大,使命激勵我必須為之調研解剖,為之呼吁代言。
來源:桃源縣人大
作者:陳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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